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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傳》中的水患與防災思想

作者:汪文忠 發布日期:2019-11-13 11:09

   水患成因
  從《左傳》中所記載的水患災害看,春秋時期的水患多發生在河流沿岸和平原地區,主要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帶,其中魯國遭受水患次數居于首位,這與魯國自然地理環境有很大關系。據譚其驤先生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記載,春秋時期的魯國疆域北至泰山、南達徐淮、西抵定陶一帶、東至黃海,其核心統治區域在今山東濟寧,位于古黃河下游地帶,沿河均為平原,地勢低洼,易形成內澇。《左傳·桓公元年》載:“凡平原出水為大水。”這種水患就是因為地勢低平,地表排水不暢所引發。再者,春秋時期的魯國氣候是較為溫暖濕潤的,這一時期黃河中下游及秦嶺一線等地都有梅樹種植,而現代這種果樹都生長于亞熱帶地區。同時,對比《春秋》與《左傳》中所記載的魯國旱澇災害,發現有些年月是久雨偏澇。這都說明這一時期魯國氣候是較為溫暖的,降水偏多,因雨致災是這一時期水患常見的發生形式。除此之外,春秋時期的各國大多位于大江大河附近,河流既是生產生活之需,也是引發水患的直接因素。水利專家認為,我國歷代水患發生最多的地區,即河南、河北、山東、江蘇等省,黃河、淮河、運河等為其致禍之源,河流所引起的地形與地質變化,是致使水患發生的重要方面。由此可見,自然地理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引發水患的重要原因。此結論并非單純的地理環境決定論,僅作為水患發生的考慮因素之一。
  除此之外,社會因素也是導致水患出現的不可忽視原因,社會因素亦可稱為人禍。筆者認為,水患的發生與人類活動有著密切關系,在人類活動越集中的地區水患的發生也越頻繁。人類活動引發的戰爭、生態破壞等在一定程度上是水患發生的重要影響因素。
  首先,戰爭加劇了水患的發生。春秋時期,水成為戰爭需要,各諸侯國之間兼并戰爭不斷,為侵占土地和人口,獲得利益,諸侯國之間往往會設關立卡,私自攔截河道,將水引往他國,制造水患。《左傳·昭公三十一年》中記載:“吳子執鐘吾子。遂伐徐,防山以水之。己卯,滅徐。”吳國為攻打徐國,在山上攔截了水流,然后再將大水灌入徐國,引發水患,最終達到了消滅徐國的目的,這是利用堤防以水攻城的典型案例。另外,《管子·霸形》記載,齊桓公時,楚國為消滅宋、鄭兩國,“要宋田,夾塞兩川,使水不得東流”,宋國在上游筑壩堵截河道,使上游大面積泛濫成災,給兩國造成了重大損失,這樣的事例在當時不勝枚舉。
  其次,春秋時期社會動蕩,僅242年間戰爭和朝覲已達400多次,頻繁的戰爭和朝覲更是大國對小國的掠奪,戰爭傷亡人數增加,人口不斷減少,土地大量荒蕪,加重了國家負擔,相應地也減弱了國家對災害的防控能力。《吳越春秋》中描述當時的戰爭花費:“興十萬之眾,奉師千里,百姓之費,國家之出,日數千金。”可見,春秋時期戰爭所帶來的巨額花費也極大地削弱了國家的經濟實力。另外,春秋時期每一次大的戰爭都會帶來對環境的破壞,《左傳·襄公十八年》中提到晉國在攻打齊國的過程中,“及秦周,伐雍門之萩”“劉難、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”,既砍伐了大量萩木,還焚燒了竹林。同時,各諸侯國為加強軍事力量,也會破壞自然環境來擴充軍備,《左傳·僖公二十八年》記載,晉國在攻打齊國的過程中,“遂伐其木,以益其兵”,通過不斷砍伐木材來制造兵器、戰車,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,對林木的破壞也日益加重。春秋時期中原地區的國家大多位于黃河流域,人類對周邊環境的破壞會直接影響到黃河流域的生態,由此而帶來的河水泛濫,給周邊國家帶來巨大災難。
  當人類生存和活動范圍擴大,對自然界的開發不斷深入,在利用自然環境的同時,也開始了一個破壞環境的過程,這些因素也是導致水患形成的重要方面。
  防災思想與救災實踐
  春秋時期,人們在同災害的斗爭中,已經產生了豐富的防災思想。《左傳》中多次提及“備豫不虞”,則是對這一時期災前防備的明確思考。《榖梁傳》中也有關于“備災之道不盡”的記載。由此可見,春秋時期已經形成了初步的防災觀念,做好災前準備已是時人心中明確的防災備災之道。
  這一時期的人們也已經意識到水患的危害,對于水患的防備,當時已有明確論述。《管子·度地》篇中提到:“善為國者,必先除其五害”“五害之屬,水為最大”。管子將治水與治國相聯系,欲治國者,必先治水,可見水患已成為對人類威脅較大的災害之一。人們為減少水患災害做了大量努力,并采取各種措施防御水患的發生。《左傳》中對水患之防備主要體現在祭祀禳災和水工建設上。
  春秋時期的祭祀禳災源于人類早期對神靈的絕對信奉,在對自然界的有限認識之下,人們對災害的發生顯得無能為力,視災害為天譴,認為自然界的一切都由天地鬼神主宰,使他們產生了祭祀禳災的思想。每逢遇見災害,統治者都會舉行一定的典禮儀式祭祀天地和神靈來消弭災害。《左傳·昭公元年》載:“山川之神,則水旱癘疫之災,于是乎禜之;日月星辰之神,則雪霜風雨之不時,于是乎禜之。”人們認為若發生水旱等災荒,可以祭祀山川河流之神,達到去禍祈福的目的。《左傳·莊公二十五年》記載,魯國發生了水患,“鼓、用牲于社、于門,亦非常也。凡天災,有幣,無牲。非日月之眚,不鼓”。人們在土地廟和城門外擊鼓,并用牲畜祭祀。在古人看來,大水為天災,祭祀天災只能用玉幣,用牲則是非禮的行為。雖然《春秋》對這一行為作出了批判,但不容否認的是,凡遇災害,人們都會通過祭祀來祈求安寧。
  另外,《左傳·莊公十一年》記載,宋國發生大水,宋君以為“孤實不敬,天降之災”,因為自己沒有祭祀鬼神,不修政事,所以老天降下水患來懲罰他。這一點,也可以從《史記》中得到證明,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中也有“湣公自罪曰:‘寡人以不能事鬼神,政不修,故水’”的記載。
  由此可見,在春秋時期,如果發生水患,人們都會采用祭祀這種方式來消弭災害,這也符合當時修德應天的思想觀念。從根本上說,祭祀禳災只是一種消極應對災害的方式,并不能真正起到消除災害的作用,但在當時認識水平較低的情況下,祭祀在災害救助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響是不容忽視的。在發生水患之年,舉行祭祀儀式,表現了國家對災害的重視,可規范君主修德政行仁政,也對災后穩定民心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。
    在春秋時期,水患頻繁發生,從諸侯戰爭、祭祀禮儀、農業生產等各個方面都可以看出水患與春秋社會之間的緊密聯系。水患是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共同作用的結果,既有地形、氣候等自然原因,又有戰爭、生態破壞等社會因素。基于水患頻發這一現實,春秋時期已經初步具備了防災觀念及一系列救災實踐。應當說,水患在春秋時期的影響是深遠而持久的,天人感應下的災害觀念、修德應天的祭祀行為等都是當時社會內部政治文化變遷的產物,修堤筑壩、農田水利等建設對緩解災情、穩定社會、促進經濟發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,且對歷代中國救災實踐也產生了重大影響。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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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水與中國雜志 編輯:李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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